[6]当大数据技术对目前的私权利社会制度形成挑战时，也许人们所面临有关个人数据信息保护的困境不仅仅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问题，更是制度变革前沿所带来的问题。

但这一前提条件是不成立的，这导致了对个人数据信息的财产权保护的市场失效现象。这种制度选择的前提条件是针对个人数据信息的交易成本足够低，使得通过私权交易的方式来获得和使用个人数据信息成为最有效率的方式。

有关个人数据信息使用上的规制便是这一转变的前沿，因此人们可以发现继续以私权利观念和制度来规范对个人数据信息的使用会遇到根本上的难题。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比私权利社会更加具有效率，因而更有竞争力。[54]王利明：《隐私权概念的再界定》,《法学家》2012年第1期。这些公共利益或者用户的利益可以是公共安全问题，也可以是用户个人或者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健康问题。[36]私权制度一方面为权利主体提供了自愿做出信息判断的时间差，另一方面也将需要交易的法益以文字形式加以描述，从而增强信息传播、分析和判断的效率性和准确性，这便是私权的内容。

这一特征在个人数据信息与隐私利益的关系上的表现便是隐私利益密度性较低，也就是说个人数据信息越多，其中能够获得的相关人的隐私利益就越多。第三，个人数据信息具有非独占性。政治的发展超越了宪法的文本，直到1974年的《政体法》才确认了这些发展。

事实上，直到现在信息公开的主要利用者也是新闻媒体。[19]这里的问题在于，杜赫德本人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的著作是以耶稣会传教士来自中国的通信为基础，而诺登克兰茨和楚登涅斯在转介的过程中，又附会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这种设想对于公共领域的形成，显然是一个极大的推进。如果查阅近十年透明国际的各国廉洁感指数、《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和联合国的民众幸福指数，就会发现以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为代表的北欧国家都稳居世界前列。

当时欧洲的启蒙运动方兴未艾，瑞典1766年法律的主要支持者，对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并不陌生。例如，1949年制定新的《出版自由法》时，即使写给公职人员的有关公共事务的私人信件，也被认为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

根据1812年的《出版自由条例》，涉及外交政策、军事和特定的经济问题需要保密。这些例外的理由是，公开这些政府决策的敏感领域，将会危及国家利益。自1756年开始，等级会议通过《议会时报》（Riksdags Tidningar）发布会议信息，[22]这增加了公开性，但内容主要是议会做出的决定，没有政治分析、辩论或批评。诺登克兰茨对于平帽派政治家的腐败深感失望，因此热烈欢迎在瑞典也有《京报》这样的刊物，公开揭露平帽派政治家的失德、罪行与违法。

公开的范围包括条约、判决、决定、报告、投票的结果等，适用于以国王为代表的行政、司法机关和议会。[37]此后还有两次主要的编纂，即1980年的《保密法》和2009年的《公开获取信息与保密法》。资政院需要根据议会的指令行事，即便没有国王的签字，加盖国玺同样有效。[9]正如下文所述，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公开而导致的谨慎与顾虑，在瑞典今天的信息公开实践中造成了空档案的问题。

第三个是公开获取的制度保障不断完善。瑞典立法的支持者还转介了中国的经验，不过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误读。

古斯塔夫三世废除了自1680年以来所有的基本法，包括1766年的《出版自由法》。早期颁布信息公开立法的国家，都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如芬兰、丹麦、挪威、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2）法律的规定可归入《出版自由法》界定的7种限制理由。然而在这一时期，前述法律并没有明确提到获取公文的权利，通常是默示生效，推定获取公文是出版自由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只是范围并不确定，而且受制于政府自身的决定。不过，在《京报》的介绍上，诺登克兰茨只是引用了部分的内容以满足自己关于出版自由的理想。在公共领域，一切都要接受公开的批评，不仅包括艺术、音乐和文学，还包括宗教信仰、政府的行为以及精英的特权，因而批评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传统上免于审查的个人与机构。[2] His Majestys Gracious Ordinance Relating to Freedom of Writing and of the Press (1766), translated by Peter Hogg, in Juha Mustonnen (ed.), The Worlds First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nders Chydenius Legacy Today, Anders Chydenius Foundation, 2006, pp. 9-17. [3] 限制信息公开的理由共有7种：(1) 国家安全。1937年，自1809年以来就存在的各种保密规则，被统一编纂为《公文获取权限制法》，通常称作保密法。

再者，鲜为人知的是，《出版自由法》的两位主要推动者还受到了来自当时中国经验的启发，这种比较法的经验虽然助推了法律的通过，但中国当时的真实情况却是与公共领域的框架凿枘不合，不能不察。这意味着，在1809年以后，出版自由和获取公文的权利变成了宪法的组成部分，在1766年首次确立的信息公开原则，经历了1772年规范上的降级与模糊化，自此重新获得了宪法地位。

就此而言，瑞典、芬兰的模式与丹麦、挪威、冰岛不同，可以说是东斯堪的纳维亚模式。 三、信息公开原则的重新确立与巩固 正如前述，公共领域具有对抗性，因此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对于其规范框架的巩固具有重要影响。

后者代表的主要是农民和边远地区的利益，主张重农主义和经济自由，废除少数城镇所享有的外贸仓储权（Stapelrecht）。该法的通过并未发生流血事件，也未导致激烈的政治动荡。

再次，根据《出版自由法》的授权，一般法对获取信息的权利与保密的规定加以限制与规范。最后达成的妥协是，《出版自由法》规定的信息公开只适用于以后形成的文件，而不溯及既往。到1980年的《保密法》，则规定公文应该公开，个人数据应该保密。1997年《阿姆斯特丹条约》第225条写入信息公开的规定，就与瑞典、芬兰加入欧盟时的要求不无关系。

通过考察瑞典信息公开原则的这种来龙去脉，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信息公开在现代民主社会的功能。楚登涅斯在经济思想上也颇有创见，他于1765年出版了《国家收益论》（Den Nationnale Winsten），提出了与亚当.斯密《国富论》看不见的手相似的主张，因此被誉为北欧的亚当.斯密。

这种最大化的模式即不仅强调通过信息公开实现透明度，从而控制权力的行使，还在于其目的超越了权力控制，试图使民众更全面地认识社会，知情地参与民主政治。仅在1838年，他就撤销了自由报纸《瑞典晚报》（Aftonbladet）的出版许可达10次之多。

（二）1809年及其以后：宪法地位的重新确立与现代化 1809年瑞典因与俄国的战争失败，失去了芬兰，贵族与部分军队发动政变，迫使时任国王退位。就宪法而言，瑞典至今尚无统一的宪法典，而是由四部基本法组成，即《政体法》（Regeringsformen，1974年）、《王位继承法》（Successionsordningen，1810年）、《出版自由法》（1949年）和《表达自由基本法》（Yttrandefrihetsgrundlagen，1992年）。

到了自由时代，秘密委员会由50名贵族、25名僧侣和25名市民代表组成，代表当时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则被排斥在外。瑞典则在自由年代秘密政治的特殊条件下，于1766年的《出版自由法》同时解决了信息的获取与交流的问题，这就是瑞典最大化公开模式的历史因缘吧。[12] 彼得.福斯科尔曾经游历欧洲大陆。结果国王变成了名义上的国家首脑，瑞典进入了所谓的自由时代。

出版自由与自由年代的政治权力斗争密切相关，议会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性的政治。公职人员可以揭发政府不法与失当的措施，而政府不可以追查告密者的身份，除非后者违反保密义务和危害国家安全。

（2）非保密文件而且借由其保存方式可以很容易确定机构是否收到或拟就。1766年《出版自由法》的通过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是议会政治的结果，既有斗争，亦有妥协。

而且即使属于限制范围，议会或政府也可以准许公布相关文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出版自由还是信息公开，都是面向普通公众的权利。